用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

　　夏蒙介绍，2017年，我国各级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时长6万多小时，产量约2万小时，投资规模超过50亿元，中国已经是纪录片生产大国。

　　如何用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作为纪录片《百年巨匠》的顾问和国际版宣传片执行总编导，夏蒙说：“我们讲文化自信，那么自信从何而来？就是来自于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巨匠、艺术巨匠，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有自信。”《百年巨匠》是国内第一部大规模、全方位拍摄制作的关于20世纪中国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的人物传记纪录片，分为6个篇章，共计四十余位文化巨匠出现在这部系列纪录片中。

　　夏蒙表示，这些文化巨匠为中国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百年巨匠》的拍摄就是给历史一个交代，给后人一个启迪，也是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既可以彰显我们民族的文化巨匠对世界和中国文化的贡献，也可以激励后人继承发扬他们的优秀品格。

　　纪录片的观众不应只有中老年人

　　以往提到纪录片总会想起缓慢的节奏和艺术化、略显冗长的旁白，但近几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纪录片的出现打破了刻板印象，更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夏蒙告诉北青报记者，纪录片的观众本就不应只有中老年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纪录片，例如，《话说长江》《望长城》《邓小平》《让历史告诉未来》等，可以说当时受到各年龄段观众的普遍喜爱。

　　“这几年的纪录片有一个更加‘年轻化’的趋势，叙事节奏变得越来越快，风格变得越来越明快，也更加适合年轻人的欣赏和审美的习惯。”夏蒙举例说，自己拍摄的纪录片《筑梦路上》，每一集只有25分钟，要讲述五六个故事，就是要尝试用精美的包装、快节奏的叙事和短时间内大信息量的表达方式，来吸引年轻人。最终，这部中国革命史的文献纪录片，创下了中央电视台2016年最高收视率。

　　建议建立国家影像档案

　　作为新委员，夏蒙今年的提案是建议建立国家影像档案。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导演就开始用摄影机记录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历史影像。而从延安电影团一路走来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就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历史影像。但是，这些影像多数都被束之高阁，整理出来的不足四分之一。

　　夏蒙举例说，自己拍摄的一部文献纪录片中有一段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的彩色历史影像，播出之后很多人都在询问这些影像资料是从哪来的，实际上这段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是来自于中央新影保存的影像素材中，这段素材一直被当做“废片”封存。“当时是我们国家的摄影师第一次用彩色胶片来拍摄这么重大的事件，可能因为技术掌握不够好或者洗印环节的疏忽，胶片在前期曝光和洗印过程中都出了问题，全部发黑了，所以贴上了废片的标签，再无人问津。”夏蒙告诉北青报记者，可他就是不死心，坚持要看看这些废片，就用手动的方式一格一格地去拉这些片子，结果发现里面大概有五六十尺是完好的，这些完好的片段中恰恰保存了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授勋仪式中最关键的片段。这部纪录片在播出时，这个片段引起了轰动。

　　夏蒙建议，除了要对影像资料进行保护，国家有关部门还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对正在进行的大型重点工程进行跟踪拍摄，建立影像档案，留住历史记忆，“要让后人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是怎么样为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在努力奋斗。”由于这些纪录片的制作都需要漫长的周期，还有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自然类纪录片，科学类纪录片虽然不一定有好的市场预期，却有着重要教育意义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也需要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的重视。夏蒙建议，建立有效的机制关注和落实“国家记忆”与“国家影像”的摄制和保存，建立向全社会开放的国家纪录片基金，为有才华的青年导演和摄影师提供必要的条件。